经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单独进行处理的东西，而是像心脏的跳动一样，是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有机体的本质所系
文｜李黎力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通常被视作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与“经济增长”问题有所不同，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兴趣和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经济学家通常只有在经济陷入重大衰退或深度萧条之后，才会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开展研究，如“大萧条”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大通胀”之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衰退”之后的21世纪初。有着“创新经济学之父”美誉的熊彼特1939年出版的巨著《经济周期》，便是第一波经济周期下的产物。
这一著作源自熊彼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大创新性研究事业——理解和揭示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源泉。该项事业可以追溯到他1910年的德文版论文《论经济危机的本质》。该论文1911年作为第六章“经济周期”被收录在他28岁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之后，为了回应批评，熊彼特在该书后续德文版和英译版中对该“半成品”做了大规模修订，并新写了三篇相关论文加以发展。其中，1935年的英文论文《经济变动的分析》可以视作1939年《经济周期》一书的“预演”，被收录许多经济周期理论读物，也被《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作为“附录”译出。熊彼特大获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和“流产”的《货币论》（1970年面世），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归入这项冒险事业。
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周期》开篇铿锵有力地指出的，“分析经济周期，也就等于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大多数人应该都能看出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本身揭示了这项任务的性质以及难度。经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单独进行处理的东西，而是像心脏的跳动一样，是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有机体的本质所系”，这项创新性研究事业的主要发现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平稳推进，而是以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方式进行，经济周期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的本质性特征，是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创新性投资蜂拥而现驱动的。
熊彼特这种将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构想的图景，与主流的截然不同。主流理论通常将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分开考察，将经济周期性波动视作对资本主义内在均衡和稳定“常态”的外部干扰和冲击。而熊彼特恰恰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系统现有均衡反复出现的过程出发，理解和揭示资本主义秩序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功绩，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这种产业革命的氛围——“进步”，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
熊彼特的另一项与之并行并更早开展的创新性研究事业，在于理解和揭示经济理论和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源流。这项事业始于他1908年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1914年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两个小册子，终于他《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2年）和《经济分析史》（1954年）两部遗著。《经济分析史》这部巨著，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史学界独占鳌头的稳固地位，从而宣告了这项创新事业的伟大成功。相比之下，同为鸿篇巨制且同样耗费熊彼特大量心力的《经济周期》，却在当时并未取得成功，也从未获得他所期待的赞誉。而属于同一事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虽然大获成功，但它其实并没有被熊彼特视作其重要著作，甚至常常被他嫌弃为“为盈利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两相观照之下，经济周期这项创新性事业似乎并没有那么成功。
《经济周期》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该书包含上下两卷本，长达1100页，译成中文近120万字，篇幅巨大、不厌其详。如其副标题“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所显示的，熊彼特试图将这三种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工具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周期。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的理论论点，而且尽管他贵为“计量经济学会”会长，他对历史证据相当散漫的讨论和对统计的使用却并没有为他获得“加分项”，反而由于“冗长沉闷”而令人望而却步。其次，该书出版时间非常“不幸”，不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凯恩斯革命”开足马力全速推进。熊彼特一生当中被凯恩斯抢了两次风头。一次是其《货币论》出版计划（在《经济周期》下卷有所提及）受凯恩斯1930年的《货币论》打击而告中断，另一次就是这次1939年的《经济周期》被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篇幅不及其三分之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的“凯恩斯革命”浪潮吞没。最后，它也与宏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4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长篇书评有关。该书评总体偏于负面，直指《经济周期》的两大核心问题——创新的相对规模与创新的周期性展开批判和质疑，为接下来几十年有关该书的争论基本上奠定了“不成功”的基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变。70年代“滞胀”的爆发，已让“黄金时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主义”走下了神坛，凯恩斯昔日的对手或论敌均有机会扬眉吐气。以弗里曼、佩蕾丝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把握机遇，围绕长波理论发展了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库兹涅茨批判的两大核心问题做了不少有效的回应和反驳。随着80年代“滞胀”逐渐平息，新经济助长“大稳健”的开启，经济增长逐渐压倒经济周期领域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尽管如此，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炙手可热的理论前沿。之后，该理论在“创造性破坏”方面的形式化建模，则进一步推动了对熊彼特这部有所低估的《经济周期》的关注。2009年“大衰退”再一次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兴趣，熊彼特的学生明斯基成为这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20世纪40年代曾赴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求学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是我国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的先行者，曾亲自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79年译出）、《经济发展理论》（1990年译出）和《经济分析史》（1991年译出）三本著作中译本倾情作序。正如他在1990年为《经济发展理论》所作的中译本序言中具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的，“鉴于熊彼特的两大卷《经济周期》一书篇幅浩繁，一时在我国恐怕还难以有中译本出现”，35年之后的今天，该书中文全译本才首次在中国面世。在世界各国依然未能摆脱后衰退经济低迷的阴影笼罩，同时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有可能开启新一轮长波的当下，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读者可以通过研读这部经典，回归经济周期的本源。
这里面不仅仅有熊彼特所大力推广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康波”，不仅仅有他著名的三种经济周期嵌套思想（就像明斯基的三种融资方式一样），也不是只有熊彼特著名的“三要素”——创新、企业家和银行信贷（事实上，书中更多的篇幅用来讨论金融问题，而不是技术创新），而是还有大量翔实的历史、统计和案例分析值得静下心来研读，诚如作者所提醒我们的，“对于本书，你不能指望粗略地翻一遍就能总结出全部结果，你必须细细地研读本书”。在这方面，中文读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正如笔者之前翻译的《货币国定论》的作者克纳普所吐槽的，鉴于他的著作的英译本和日译本（当然也包括中译本）均将其中的历史部分删减掉，“德国作家似乎要比外国作家更加重视历史”。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编辑：许瑶）
责编 | 张雨菲
封图来源 | 视觉中国